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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江的剧评、娱评及文化批评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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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徐江 文化批评家、诗人、作家。现居天津。徐江也是1990年代兴起的“文化酷评”的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之一。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,多年从事媒体策划及编辑工作。先后在百余家媒体开有专栏。著有文化史《启蒙年代的秋千》,批评集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十诗人批判书》,随笔集《爱钱的请举手》等多种。另著有诗集《杂事诗》、《杂事与花火》、《我斜视》等六种,有作品被译为英、韩、日、西班牙等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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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略萨看诺贝尔文学奖  

2010-10-11 10:46:0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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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略萨看诺贝尔文学奖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徐江

 

 


有过那么一段时间,每年我都害怕编辑就两个话题来找我约稿:一是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,二是每到十月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。害怕的原因很简单——这两个话题,我谈得太多了,而且基本上都属于“对那什么弹琴”。
我曾在文章里给“诺迷”们算过一笔账:一个作家一生中得诺奖的概率,要远小于得“非典”和“禽流感”的概率。因为一百多个国家、每个国家百十来号作家(还得是有国际声誉和多个国外译本的),去抢每年那一、两个(算上并列获奖)的彩头,实在是恐怖的事情。
每个作家自然有“俗”的权利,但总不至于集俗、蠢为一身吧。我还是愿意认为,各种同一话题下的狂想中,当事人对精神的荣誉感是第一位的。所以对这类话题,私下自然还是关注。不到一周前,我曾惊讶某篇预测式报道对拉美作家的“忽略”,当时脑海飞速闪过巴尔加斯?略萨、卡洛斯?富恩特斯、曼纽尔?普伊格、伊莎贝尔?阿连德、保罗?科埃略的名字,不想短短几天,略萨竟然真的“中彩”了。
从来没有一位作家获奖像略萨这次令我感到激动。在近三十年的获奖者中,只有略萨的世界声誉、作品成就、思想深度以及文体和文字的影响力,是可以与加西亚?马尔克斯并驾齐驱的(其他几位巨星或文本超一流的获奖者,如君特?格拉斯、萨拉马戈、威廉?戈尔丁、米沃什,不是被笼罩在与马尔克斯趋近的魔幻美学理念下,就是在文体影响上略显狭窄)。略萨还是当代所有诺奖得主中、唯一一位在三十岁之前就确立国际声誉的作家。他也几乎是唯一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,既批判右派、也批判左派,并为此饱受质疑的健在文豪,堪称是自加缪之后又一位不受缚于立场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。而在小说对性与社会的描绘与剖析成就方面,近年的诺奖热门里,只有同辈的菲利浦?罗斯,笔力可以靠近略萨。
有意思的是,因为年少成名,略萨早早就被推入了诺奖的评奖游戏,也早早的因为年轻,被瑞典文学院放入另册,以致在与各国作家同场竞技了几十年无果后,相当一部分媒体已经淡忘了他的候选人身份。甚至就连一些已经喜爱过他的人,也随着时间流逝,以为他要重演当初托尔斯泰、左拉、哈代、瓦雷里、高尔基、毛姆、格林等人错失诺奖的剧情。在诺奖比博彩概率还要低得多的中选游戏中,略萨大约又是罕见的一次“败部复活”的个案。而由于他的那些杰作《绿房子》、《酒吧长谈》、《胡利娅姨妈和作家》、《继母颂》等,使得瑞典文学院中,又多了一位可以媲美上自福克纳,下迄拉什迪、昆德拉等近年争议性巨匠的王牌得主。同样,像略萨这样一位文豪的获奖,也有助于日渐热衷喊“申诺”口号的中国文人,回归到一个冷静评判自身作品所含文学纯度的审慎状态。
“一个好作家不应考虑得诺贝尔文学奖”,这是近年颇得内地大众媒体风骚的德国翻译家顾彬,这两天频繁被转载的“名言”。顾彬大概忘了海明威,海明威当年想得诺贝尔奖都快想疯了,而且就因为福克纳比他先得,两人从挚友变成了仇人。顾彬也大概忘了他动辄爱提及的托马斯?曼以及更早的豪普特曼,这两位大师不但自己得了诺奖,还替别人惦记这个奖,这一“惦记”主要的受益人是另一位德语大文豪黑塞。
“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追捧有庸俗娱乐化倾向”这是本土学人和媒体,近日忽然对文化表现出来的“反思”与“良知”。不过我不相信“追捧诺贝尔奖”就会比追捧一个中性选秀冠军(或是以无知腔调诋毁诗歌的赛车手)更“有庸俗娱乐化倾向”。何况这样的追捧一年里只有那么几天,这种行为不单单发生在汉语世界,它发生在整个地球所有被文明照耀着的地方,已经延续了110年!
……
其实一直以来,类似上述斩钉截铁的论断,在中文里已经数不胜数了。不能说它们全无道理,但说这些话的人,至少在一个地方犯了致命错误:他们漠视了中国近三十年文化的生长轨迹,同时,也无视了今天中国的几代作家、读者对于文学认知的发展过程。
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,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感情,恐怕是全世界文学读者里最重的。这一切,缘起于1950—1980近三十年的欧美文学译介的空缺,更缘自1980年代开始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热潮。没有人民文学、上海译文、漓江、安徽文艺、译林等众多出版社,几十年来前赴后继对诺奖获奖与入围作品的辛勤译介,绝大部分中国读者对于文学认识,恐怕还都坐在一口只有唐诗宋词、明清小说、浪漫派以及歌颂或批判现实小说等“文学冷兵器”的井里。大家甚至会把武侠、言情、玄幻、说教这些娱乐或应用读物,还视为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就代表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,但它至少代表了高水平之一。而由于这个奖项致力于表彰获奖者的终身成就,以及遴选趣味中对流行的排斥,任何一位有心的人文作者(除了文学,还包括历史、哲学领域),都能从它的结果中窥到一些人与环境和时代的争辩,人文趣味的流变,创造者的艰辛,还有与“幸运”相伴的那种偶然、不可操控性。这些启悟,对于从三十年前才开始艰难脱离概念化思维的社科人文界来讲,实有着性命攸关的价值。同样,当我们日益面对一个充斥着无数知识膨化、信息注水可能的娱乐时代,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深处的、那种冷对喧嚣的质疑和冷静拷问,很有可能暗藏了我们自救的路径。它们的价值,与其说是作用于作家、知识分子,还不如说是作用于每个有着脱离低级趣味和被娱乐化摄魂的普通人。
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可以预见的人性弱点,以及个别步入创造衰落期文人和媒体帮闲的鼓噪,就全盘贬低自己同胞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与追求——只要它没有变异成丧失现实依托的狂妄和臆症。人不要老站到悲观者的角度去看问题,悲观可能是一种冷静,还可能是精神懒汉和侏儒的一种托辞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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