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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江的剧评、娱评及文化批评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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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江 文化批评家、诗人、作家。现居天津。徐江也是1990年代兴起的“文化酷评”的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之一。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,多年从事媒体策划及编辑工作。先后在百余家媒体开有专栏。著有文化史《启蒙年代的秋千》,批评集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十诗人批判书》,随笔集《爱钱的请举手》等多种。另著有诗集《杂事诗》、《杂事与花火》、《我斜视》等六种,有作品被译为英、韩、日、西班牙等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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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调中的“文艺精神”  

2010-07-31 10:57:1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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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低调中的“文艺精神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徐 江

 

 

网上和平面媒体最近一直有人在谈论弗朗西斯·科波拉的电影《泰特罗》,算是又有了一波小规模的“科波拉热”。我估计这一方面跟影碟的面市有关,另一方面则因为该片是科导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二部电影,而且还是他自《对话》(《窃听大阴谋》)以来,36年间独力编剧的唯一一部电影(他参与编剧的最近一部作品,则是1997年他本人执导、马特·达蒙、丹尼·德维托主演的《造雨人》),科波拉自己评价:“这是我拍摄过的最好的一部电影”。

《泰特罗》是不是科波拉最好的一部电影,我们可以先保持沉默。但片中所讲述的故事,熟悉欧美文学和电影的人,可能会觉得有点似曾相识:美国青年班尼在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找亲情的过程中,无意中揭开了家族的隐痛——他发现哥哥泰特罗性情大变和遁世的原因,是因为被父亲抢走了女友!后来进一步从泰特罗嘴里得知,自己已故的母亲,就是泰特罗的前女友!母亲当初离开泰特罗嫁给身为著名指挥家的父亲,是出于少女对名利的贪慕,而且她当时竟不知道自己已经怀上了泰特罗的孩子。在外人看来是“弟弟”的班尼,其实是泰特罗的亲生儿子!而“指挥家父亲”不过是祖父为掩人耳目而在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。

如果有谁以为科波拉与他之后登上影坛的历代文艺片导演们一样,也满足于制作一部实验体、非商业的阴郁家族故事,那可大错特错了——当电影在戏中戏结构、以及黑白(现实)与彩色(回忆、幻想)的交替里,演绎完上述占据了全片将近百分之九十长度的情节后,它的主题才刚刚揭开幕布:被真相震惊的班尼一时方寸大乱,他在情绪失控之下大闹了祖父的葬礼,然后又在失魂落魄中冲向车流密集的公路,幸好泰特罗及时追来,拉住了班尼。父子俩重新收拾心情,正视起他们曾想逃离和回避的生活……

多元的叙事手段,光影色调的幻变,错位、反常的伦理关系设置,所有这些都不过用来铺陈一个灵魂成长的故事,一个在破碎的现代和物欲社会下,心灵自我疗伤的故事——既包括了受挫、沉沦的心灵(泰特罗),也包括了初生、澄澈的心灵(班尼)。在有的时候,“成长”意味着重生(这个命题可能对生活在中国内地的观众尤为重要),意味着清理掉意识深处旧日生活隐痛的碎片;意味着在遭受命运和偶然的重击后,迅速把袭来的力量化解,并融作自己新一轮世界观的基石。这就是科波拉新作对“成长”一词所作的最新诠释,也是他自《对话》《现代启示录》《教父三部曲》的幻灭、《德拉库拉》(《惊情四百年》)《没有青春的青春》的虚无后,重返对人生意义的拯救与打捞的、动人而坚定的转变。

虽然在科波拉本人和外界的评论里,历来都对他的电影做“大投资/中小投资”、“商业片/个人风格电影”的区分,但在我看来,这些电影之间,还是有着一定的、内在精神演进的轨迹可寻。相比于他早年横跨商业与文艺、彪炳史册的那几部灰暗人生色调的名作,《泰特罗》所展现出的积极、励志一面,或许让很多老影迷在接受时措手不及,但却绝非“天外飞仙”。对人生故事和灵魂去向的肯定性描述,早在十三年前他所执导的主流票房片《造雨人》已经开始了。《造雨人》虽然改编自约翰·格利萨姆的司法畅销小说,有着好莱坞电影一贯的貌似简单的“善/恶”理念说教,但它背后所涉及的人生与灵魂的选择话题,却是非常严肃,并深具当下意义的。把简单、带点腻俗的善恶或情感故事,升级成触动灵魂(一旦没弄好很容易就成为说教)的文艺作品,这是许多美国主流电影中的精品最擅长做的事,既百分之百商业化,也让人不敢就此低估它们的艺术性与思考深度,《造雨人》是这样,它之前更醒目的《廊桥遗梦》、《弗瑞斯特·甘普》(《阿甘正传》)、《生于七月四日》、《雨人》、《克莱默夫妇》也是这样。或许美国的主流电影,与其它地域的主流电影(欧洲、中国香港或日本)最大的差异,不止存在于院线与投资机制,还在于它所特有的商业性对文艺元素的包容度(这有些像前苏联的电影,即便说教元素再浓,但还是比其它地域的同类电影更多一些文艺情怀和追问的味道)。

也许这才是好莱坞在一片骂声中畅行世界的根本所在——它很通俗很直接,也很美国说教,但又保留了最起码的文艺品质,注重刻画人物,突出命运感……我们不是有过太多的内地观众,一直把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当作“文艺片”来欣赏吗?同样道理,当圣丹尼斯电影节获奖者的名字一旦为大众知晓,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就离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不远了。美国导演里死硬的文艺派,只有伍迪·艾伦这样极少数的人。但伍迪们也未必会跳出来大张旗鼓声称自己是“文艺片导演”,他们宁愿说自己拍的是低成本电影。而像科波拉这样饱尝过票房宠辱两极的人当然也一样,“半自传电影”、“独立电影”、“个人风格影片”,你们说什么都行,但我绝不说我的电影“文艺”,尽管该做的我都做了。

伯格曼、费里尼、塔尔科夫斯基的时代已经过去。而在美国,那样的时代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从格里菲斯、刘别谦、卓别林到希区柯克、奥逊·威尔斯、梅尔·吉布森……电影最关键的永远是把本钱收回来,最好附带上高额利润——这一点,其实很有些像华语片今天的生存背景了。而在这样的成长土壤里,科波拉以其曾经的“大投资的既得利益者”的身份,还能在低调中念念不忘对艺术电影的追求,确实是一个大奇迹。当《泰特罗》的当代主人公们,置身于黑白的街景,举着手机唠唠叨叨;或在超现实与矫饰杂糅的舞台上,表演起不无影射/致敬/消解意味的戏中戏时,观众这些年被“大片”们掠夺和轰炸得一贫如洗的心灵,是会涌起一丝窃喜的:原来在我们这个时代,照样存在着同默片时代、黑白片时代一样的忧伤与优雅,并且依然存在着把它们表达出来的可能!这感受有时甚至会超越影片本身的励志主题,引人对全球资本魔爪下电影的前景及其本体价值浮想联翩。

我甚至还会联想到戏剧、诗歌、小说这些更传统的精英艺术。当“文艺”正日渐沦为一些精神骨质疏松症患者用来“硬乞”的口号时,真正的艺术性,其实一直存在于精英们低调的坚持中(这也是凡高们当年做过的)。这种低调,也正是今日之艺术家,为现代主义以来的“当代艺术”赎罪、疗伤的一个过程——正如泰特罗父子在影片中疗治生活伤痛的艰难历程。我的这一感悟,虽然与科波拉电影的具体情节无关,却与它的励志主题还是有些关联的:艺术终究是要告别过去一百年间对阴郁和沮丧颓唐的病态留恋的,对此我深信,现在的科波拉也深信。

 

 

 

作者通联: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邮局投发部转徐江信箱(300384)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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